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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湾陶艺是在大规模生产日用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产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1977年在石湾一带贝丘遗址出土的印纹陶器,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有5000年历史。这些印纹陶器在制作成型技术、烧成温度和印纹变化的多样性几方面都已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当地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舞乐俑、牛、猪、狗、屋、仑井等陶塑陪葬品,标志着石湾艺术陶器的制作在这一时期已日趋成熟。唐宋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石湾逐步成为具相当规模的日用陶生产基地,产品远销海内外,此时其艺术陶的生产已体现出在吸收北宋名窑色釉基础上创造石湾陶艺语言的特点。明代以后石湾艺术陶的生产进入鼎盛时期,产品种类繁多,并逐步分支为人物陶塑、动物陶塑、器皿造型、园林陶艺及微塑五大类,成为独具岭南特色的艺术陶生产基地。

     石湾艺术陶器属以出口为主的地方性工艺品,数百年来在国外享有盛誉,被称之为“石湾公仔”,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支奇葩,有“石湾瓦、甲天下”之美誉。“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所产日用艺术陶器“备极工巧,通行二广”(范端昂《粤中见闻》),而且从唐宋开始就远销日本、东南亚以至世界各地。当时广州一带的水运交通中心已由南海官窑转至佛山,石湾的产品一经烧成,立即装船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经香港,绕海南,抵越南、泰国等东南亚诸国,以至世界各地。据《全唐文》、《宋史》等记载,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宋代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同时佛山也设立了“市舶务”,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了北宋广州商船出口情况:“舶船深阔各四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贮货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北宋时期各地窑均烧瓷器,唯石湾大量烧陶,这里所指的“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指的即为石湾陶器,可见其外销数量之多。

     到了明代永历、宣德年间,郑和带领巨大的船队,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七次下西洋,走遍了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石湾陶艺也随之更多地流向海外。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清代光绪年间的抄本《南海乡土志·矿物制造》记载:“年中贸易过百万,为工业一大宗。”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阿曼索哈地区出土的明代石湾杂色釉骑狮人物像和黑釉三足炉,便印证着石湾陶艺远征海外的足迹。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描述当地人民“盛饭用中国瓦盘……饮酒用瓦钵”,即是石湾陶艺当时在海外各国人民生活所起作用的真实写照。

     石湾陶艺在经历了唐宋两代的成长壮大阶段和明清时期的成熟发展阶段后,至建国前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行业。当时石湾陶业行会已细分为26行,各行均有自己的地域进行生产,石湾镇沿东平河一带以行业聚集划分为三源,其中上源南风古灶一带为缸行,中源日用一厂一带为横耳行,下源新美陶公司一带为古玩行,其中古玩行(石湾公仔)成为石湾的代表性产品。1956年,新美陶公司的前身石湾美术陶瓷厂成立并集中了全石湾所有“古玩行”从业人员,于是,此后的三十年中“石湾公仔”的创作和生产一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种情况一直到80年代末期因一些个体陶艺企业的出现才有所改变,但新美陶公司仍然占据着石湾陶艺行业的主导地位,而新美陶公司艺术品的生产,亦决定着石湾陶艺创作发展方向。在这个时期里,石湾陶艺进入了一个群星灿烂的全盛时代,先后出现了十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两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和十多位位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石湾陶艺的代表人物刘传,更是与天津的“泥人张”并称中国陶艺界的“南刘北张”。这么多大师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石湾陶艺的发展,使石湾陶艺成为收藏家们争相抢购的对象。

     石湾陶艺强烈的人文性,引发了海外人士的极大兴趣。十七、八世纪时期,荷兰人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购买石湾陶艺运抵欧洲,为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鲁拔博物馆、德国艺术及工艺博物馆、丹麦国立美术馆等收藏。英国的猷莫科波拉斯、德国的柯道柏林、澳门葡籍人士文度士等个人收藏家也收藏了大量石湾陶艺,而美国人施钦仁不仅收藏了四百多件石湾陶艺,还把这种爱好传给了女儿施丽姬。对石湾陶艺的爱好,使海外的收藏家们出版大量研究论文,施丽姬的博士论文就是《石湾陶器研究》。

     石湾陶艺以其色彩斑澜、古朴高雅、品类齐全、别具神韵而独树一帜,长期以来广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千百年来历久不衰,在我国陶瓷艺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时至今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古老的石湾艺术陶,正焕发出新的青春,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积极创新的局面,石湾陶艺多次荣获国内、外的最高奖项,被国内外的美术馆、博物馆争相收藏。